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其主要标志是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个大讨论，全国人民对解放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审示，看清了哪些做法是对的，哪些做法是有问题的，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四十年来的实践，我们在认识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上得出了一个很为重要的启事，那就是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是一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孪生兄弟，彼此相辅相成、互为依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到哪里，思想就必须解放到哪里；或者说思想解放到哪里，改革开放也会进行到哪里。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我们郴州的发展变化来说明。

我们郴州是湖南的南大门。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一再要求我们要尽快把南大门打开。说实在的，在打开南大门方面，我们郴州曾有过两次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一次是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例，给了我们“三个允许”的优惠政策。照理讲，这一次，如果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的再大一点，我们这个南大门恐怕就打开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敢闯、敢试、敢冒的胆子还不够大，所以时间过去了六、七年，虽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南大门还是没有打开。为什么说南大门还没有打开呢？我有这么三点根据。一是郴州的发展变化不大，特别是经济建设速度滞后。GDP在全省十四个地州市中的排位仍停留在过渡试验区之前那种10至11位之间徘徊。二是与江西的赣州和粤北的韶关差距越拉越大，以致成了三足不能鼎立的状态（原本是郴州、赣州、韶关成三足鼎立之势。改革开放之后，郴州落后了。见1991年《经济日报》副总编罗开富的文章“三足为何不能鼎立”）。三是在我们1994年当政郴州的时候，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给我们谈话，明确指出要我们把南大门打开。言下之意就是说在那（1994年）之前，南大门还没有打开。另一次机遇是撤地建市。我们把握住了机会，把南大门打开了。为什么说撤地建市以后，仅仅五年时间就把南大门打开了呢？我也有这么五点理由。一是郴州的知名度提高了。过去有很多人不认识郴州的“郴”字，经常把它读成“彬州”或“柳州”。我们1996年在深圳招商的时候，深圳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时就把“郴州”读成了“彬州”。邮递员也往往把寄到我们郴州来的信件误送到柳州去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到中央电视台去打天气预报的广告，又请全国各地有资深名望的记者来郴实地采访，广为宣传。　就这样通过这五年的努力，使郴州的知名度与日俱增。现在，再也没听说哪个把“郴”字读成“彬”或“柳”字了。二是GDP在全省的排位靠前了。排到了第七位，平均每年上升一位。郴、韶、赣三市又恢复了三足鼎立的态势。三是财政形势看好了。原来11个县市区有9个是赤字财政。市（地）本级也亏损了243万元。撤地建市后的第四年，11个县市区都变成了结余财政。市本级除了扭转了原来的亏损和偿还了原地委、行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发行的1.1亿元“银河”债券外，还结余了7000多万元。四是中心城区的建成面积扩大了，常住人口也增加了。原来是17平方公里，20多万人。五年后是47平方公里，近40万人。五是再也没有哪个省领导要我们打开南大门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把南大门打开了。

为了把南大门打开，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是下最大决心把全市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争取有话语权。经济不上去，在外面讲话是讲不响的。经济上去了，讲起话来也财大气粗一些。这样的感受我们确实是太深刻了。为了把经济工作搞上去，我们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实行经济工作一票否决权制，把大家的思想真正集中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来。每年年初我们都下达了各项经济指标的预定计划，并把它纳入全年的考核体系。年中和年末还要分别搞一次交叉检查。年底总结评比，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实行一票否决，提拨、调动、晋级、晋升一律不行。在没有这样搞以前，尽管我们每年在会上要求得再严，计划下达得再多也不管用，他还是搞他的，年年在全省排位总是10至11位。这样搞了以后，大家就不一样了，非常认真。不仅工作很认真，环环紧扣，一丝不苟，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而且检查评分也很认真，少一分半分都不行，争得个面红耳赤，非要核准不可。说明大家有了上进心，谁也不甘落后。这也说明激励机制很重要。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可以催人奋进。要不然的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件事我在省里开书记、市长会时汇了报，当即得到了与会的省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赞许。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办法。二是大抓项目建设，拓宽投入之道。大家都晓得抓项目建设的实质是抓资金投入。而我们那个时候的财政只是吃饭财政，根本没有财力来搞建设。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选择“开放带动”为xxx 战略，即走“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的道路。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广开招商引资的各种渠道。在市内我们成功的举办了第一次生态旅游节和第一个郴州商品交易会。在市外我们组团到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和深圳、珠海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去招商引资、搞旅游新闻发布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引进外资连续几年在全省位居前列，基本上解决了那个时候有关建设项目的投资难问题。而且到郴州来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的人员也不少，流动人口骤增，把郴州的人气搞旺了。老实说，这也是带了一个好头。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市还从来没有主动组团单独到市外去搞招商引资的。自此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主动组团外出招商引资，不仅年年都搞，一直延续至今并还在继续下去，而且各个县（市、区）都能自己组团去搞了，再也不要市领导带队了。三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步伐，千方百计把现有企业搞活。我们是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搞企业破产和股份制改造的城市。为了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因亚洲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市场疲软的问题，我在1998年还亲自组队到广东去考察市场。抽调了四五十人的队伍，分了七个组，搞了一个星期，跑遍了全广东的21个市。回来后又按照广东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的方针，抓紧产品结构调整，妥善应对了那时的困难局面。在当时很多地方经济形势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市的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形势喜人。《湖南日报》以“一枝独秀”的醒目标题在头版头条给予了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和国家经贸委主办的《企业管理》杂志也分别以“国企改革学学农村”和“企业破产与经济活力”的报道最先推介了我们的经验。其实，这都是我在省里召开的企业改革工作会上作的大会介绍经验的发言。我当时讲的是“农民可以耕者有其田，工人应该工者有其厂（产）”，还有“企业破产给经济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很多报纸都给予了转载。四是扶贫解困和消赤减债，促进财源建设。那时我们搞的扶贫侧重在国扶县桂东、汝城和省扶县宜章、安仁这四个县。虽然也都派了工作队驻村，也起了一些作用，但人数、声势、力度和成效远不如现在搞扶贫攻坚这么搞得好。特别是面上的扶贫没有搞起来。消赤减债主要是针对乡镇财政和农村信用社而言的。搞得还算比较成功。有不少干部因为欠债未追回受到了处理。既整肃了干部的廉政纪律，又完成了财源建设的各项任务。五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我们连续三年分别搞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年” “改革年”和“效益年”活动，使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在全市经济总量中做到了“二分天下有其一”。

其次是大搞城镇建设。我们把城镇建设当作改善投资环境，迎接商品经济大潮到来的重中之重来抓。重新修编和制定了城镇建设中长期（15-20年）发展规划。把中心城区的面积修编到150平方公里的范围，人口控制到80万至100万人之间。我们每年开一次城镇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并采取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近期建设与长远建设、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中心城区建设与县城和建制镇的建设、还有筹措城建资金的老框框与新办法等“六个相结合”的办法予以推进，把绿化、美化、亮化和交通、通讯、供电、供水以及人防等等工程都建起来了。各县城和建制镇的建设也日新月异。不仅彻底改变了原来那种脏乱差的落后局面，而且全市到处呈现出一派大兴土木、大搞建设的繁荣景象。特别是我们的五岭广场建得好，当时是中南地区最大的一个广场。省内外有不少地方还专门派代表团来参观，实在令人欣慰。这里还需要值得讲一讲的是交通建设。“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大家早就听说了。尤其是我们郴州，一段时间都是车子跳，郴州到，说明路况不好，更应该修了。但修路是要花钱的，钱从哪来？虽然当时我们也与省里搞了一个养路费包干分成的办法，但总的还是钱很少，分不到几个钱。怎么办？我们就向广东学习，收费修路。记得那一年，我去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四个省考察，沿途看到的就是广东省的收费站最多，福建和海南有两三个，江西没有。后来我一打听，原来是国务院有明文规定，一级公路修了20公里水泥路的可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到深圳考察，又了解到深圳建设的投入有三分之一是广东和深圳自己的，有三分之一是内地的，有三分之一是香港和国外的。这三个“三分之一”的构成是由于一个市场两种政策的结果。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广东修路，全国出钱；广东建设，全国支援”。所以，考察回来后，我决心向广东学习，一方面立即要市公路局的书记李知福赶快从下湄桥往城前岭方向修水泥路，同时，把收费站建起来。另一方面，又向省政府打报告要求批准我们设立收费站。事隔了半个月后，我去检查，只见水泥路正在修，收费站却没有建。我当即下死命令限一周内搞成，哪怕是收费亭也行。这一周，我天天去看，终于到了第七天就开始收费了。为了不影响城内交通，我把一个收费站双边收费改为两个收费站单边收费。后来又在宜章县城搞了两个收费站，在永兴马田镇搞了一个收费站，共有五个收费站。一天的收入可观得很，有十多万元。几年下来就用这些钱不仅把贯穿我市的107国道的120多公里一级路全部修成了水泥路，还把汝城县的百丈岭路段、桂东至汝城县的106国道，临武同益至宜章黄沙堡的公路，资兴七里镇至永兴鲤鱼塘到黄泥塘路段等统统裁弯取直、降坡加宽和把沙石路改成了柏油路。以后省里见这些收费站收入太多了，且很多地方也都建起收费站来了，就把它们全部收上去了。不然的话，我们郴州的公路建设就更不得了。

再次是狠抓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造成一个边安内和，大家都安享太平、人人都安居乐业的良好政治局面。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打黑除恶，治爆缉枪，扫除黄、赌、毒，“打拐”和处理突发事件以及搞睦邻友好，等等。我们都做得比较好，是全省的先进单位。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重点是帮助下岗人员解决安置就业和自谋职业的问题。因为这是当时社会上最大的一个困难群体，也是城市里最不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不仅规定了劳动模范和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军嫂、特困户的职工、双职工当中的一个、伤残职工和能作退休处理的职工这“六种人”不下岗，而且还专门开设了“下岗工人市场”和“再就业一条街”，为他们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帮他们增加收入，渡过难关。这件事在全国影响很大，尤其是军嫂不下岗，对稳定军心，固我长城很有好处。《解放军报》在1998年7月11日用了半个版面报道了我 “尽心尽力为国防”的情况。广州军区《战士报》在1998年6月1日头版头条报道我是“爱军强武的好市长”。当时，驻守在新疆、西藏、海南和东北各地边防部队的解放军同志给我寄来了很多表示感谢和慰问的信件。他们有郴州籍的，也有非郴州籍的。说他们看到报道以后，很受感动。说我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郴州籍的个别同志还说家里有什么困难，要我帮助解决一下。我都一一给他们作了回复。

最后是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也包括队伍全体组成人员、领导班子人员和各级各单位的一把手的建设。比较起来，思想和一把手这两项建设最重要。一个是行动的先导，一个是领路人。所以我这里重点讲一下各级各单位一把手的思想建设。撤地建市的头一年，我们就在市委党校开办了一个“一把手工程”学习班，专讲解放思想的问题。因为我们明白，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千差万差还是思想落后、观念陈旧之差。于是我们就把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以上的各级党政一把手统统请上来，分期分批组织学习。通过培训学习，大家深刻认识到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了解放思想的自觉性。同时，我们又提出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要求，加大了大家对解放思想的紧迫感。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由于思想解放了，一通百通，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原来不能办的事情，后来也都能办了。譬如消除烟叶大战的问题。我们郴州是个烟叶生产大市，每年六月份新烟上市的时候，就会出现令人十分头疼的烟叶大战。不仅各级领导堵不胜堵、忙个不停。广大烟农也是痛心疾首、耿耿于怀。因为到了每年收购烟叶的那两三个月时间，天天都会发生烟农和烟贩子联起手来与烟草专卖部门对抗的事情。尽管公路上设了不少的拦烟卡子，但烟贩子还是要组织半夜三更冲卡，用玻璃瓶子灌满石灰，当作手榴弹使，从运烟的货车上砸下来，砸伤了不少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有的被砸得头破血流。有的县区领导还被他们抛到水塘里去了，真是不堪回首。虽然也抓了不少的违法犯罪分子，但更严重的是把党群和干群关系搞坏了。这个问题一直延续了好多年，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它受《烟草专卖条例》和地方税收政策的限制，不好办。撤地建市以后，通过办一把手学习班，1996年，我们找烟草部门的一把手商量，采取大包干的办法，把完成计划上交任务以外的余烟允许烟农自销。这一举措很快就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不仅广大烟农欢欣鼓舞，种烟的积极性大大高涨，1997年达到70多万亩，产烟160多万担，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而且我们的干部也轻松自然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思想解放很重要。特别是一把手的思想解放更重要。也说明我们抓干部队伍建设，先抓干部队伍的思想解放是对的。

既然解放思想这么重要，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解放思想就更加重要了。因此，我衷心希望在职同志们的思想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把我们郴州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快一些，成效更显著一些。这恐怕也是全市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们不能让全市人民感到失望，更不能把遗憾留给自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的关系，继续深入的把解放思想的工作抓好。当然，解放思想也不能盲搞。我的体会是必须把握好以下四条。

第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我们解放思想，无论怎么解放，也不能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必须在脑子里始终绷紧以人民为中心这根弦。人民在想什么，盼什么，需要什么，一定要搞清楚。真正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把思想解放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高度上来。特别是从今以后，我们正在构筑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其结果必然会带来一场人类思想的大解放。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不仅要培育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要培育有人类责任感的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因为解放思想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思想创新的过程。它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包括宽松的政策环境。如果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试，思想又怎么能够解放呢？当然不能。所以必须要有宽松的环境。而宽松的环境又是怎么来的呢？观四十年之成就，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掌握好一个标准就行了。这个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再说，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也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最后定型，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所以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里，我们做任何事情，尤其是涉及发展这个大局的事情，都需要按照“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是非与得失。凡是符合这“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我们就要支持，就要允许其存在，就要把它由不合法变成合法，千万不要以小失大，把我们十分需要的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忘记了。现在看来，我们这方面的任务还大得很。譬如创新社会管理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问题，干部队伍的管理问题和反腐倡廉的机制建设以及投资环境的一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方针。因为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所以，解放思想必须与时俱进。同时，它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过急了会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会脱离群众，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也不能停步不前，不能错失良机。我们要遵照习总书记关于“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必须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的指示，只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就要义无反顾地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朝着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奋勇前进。当今世界，改革开放已成为时代潮流。毫无疑问，解放思想也必将成为时代潮流。让我们拭目以待，翘首以望这个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顺利到来。

第四，必须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既是近四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所以解放思想还必须遵循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条。这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为此，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我们务必要增强“四种意识”，坚持“四个自信”，不能用“想当然”的办法来对待。